当我与沈涵曦一同撕下六月最后一天的日历时，我猛然意识到我已经在这个世界停留三年半了。
当我回想起这千余个日夜里因我而死的数千人之后，我猛然间意识到一个冷战时代诞生的问题：
不论从事何种学科的科学研究，我们都应当推动科学进步或者保护人类利益；但只有我们活着，才有可能让自己做出这种有利于科学进步或人类利益之中至少一个。
所以，我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必须做的一切，其荒诞、血腥的程度很可能逐渐递增。
对于身处现代世界的人类来说，这非常的野蛮，甚至可能到了反人类的边缘。
但我不得不这么做——他们不仅仅是在学术方面用不着边际的话语对我发起攻击和质疑，而且还毫无证据地质疑我的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，甚至还鼓动国内外的一切敌人不分场合地暗杀我。
即便如此，我在二度访日期间的事实仍旧足够证明：我仍旧不能保护自己最根本的安全，更不用提身边的其他人。
于是，我决定：我将义无反顾地对一切敌人，哪怕血流漂杵。
——夏希羽，1983。7。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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